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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的现实主义:读贾平凹《古炉》
2018-01-06 20:42:34   来源:苏七七文   评论:0 点击:

书名:《古炉》作者:贾平凹出版:人民文学2011年1月版 贾平凹写了四年,写出一部六十七万字的《古炉》。这部新作显而易见是有抱负的


书名:《古炉》
作者:贾平凹
出版:人民文学2011年1月版

       贾平凹写了四年,写出一部六十七万字的《古炉》。这部新作显而易见是有抱负的,而且他自己把这个抱负说得再明白不过:“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但这部小说的时间空间设计得很紧缩,地点就是个古炉这么个百来户人家的小村,时间是文革的前几年。以如此大的文字量写么些东西,是写得非常稠密的,但又有流动感,像是书里写的包谷糁子粥,立根筷子不倒。它的好处,在于它有抱负,有寓意,但是这个寓意不是先在的观念,不是对中国,历史,对人性有一个见解后,用一个“案例”来呈现这个见解,它主要的力气都用在“描述”,不是大写意式的一举“得其神”,而是呕心沥血地工笔细描,把环境,把人物,把事件,把动作,都一笔笔细画出来,先得其形,然后才自然而然成其为隐喻,成其为象征。贾平凹说他的写作受美术理论的影响,《古炉》里的虚实相生,是最难的一种虚实相生,观念与细节组成的叙事结构是互相阐发的,但细节不只有组成结构的功能性作用,它本身像是小草一样有生命力,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这个小说是个“有机体”,它让人感受到用文字面对自然,面对历史,面对人时,能怎样对应着它们的呼吸节奏,能达到一种怎样的“共振”程度。

      这当然得力于贾平凹的写作观与语言能力,他说:“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在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他把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珍贵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融进了这个叫古炉的小乡村,将对母亲与对自然的眷念寄托在蚕婆与狗尿苔的身上。小说选择了一个四类分子家庭的孩子来作为主角与最重要的叙事角度,这个孩子是他婆从州河里捡来的,长得小,长得丑,婆叫他平安,村人们都叫他“狗尿苔”,一种长在阴湿处的受人轻贱的小蘑菇。但他得秉天气的灵气,能与树木鸟兽说话,能闻得到死亡的气息。——这算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么?也未必,贾平凹是把他的 “异能”坐实来写的,他的灵气是乡村的灵气的一部分。狗尿苔进不了这个乡村的“政治生活”,“四类分子”是一顶又破又重的的帽子压得他长不高,但他还是个一颗心热着要掺和到人群里去的孩子么,宁可顶着呵斥,他也喜欢四处看个热闹。通过狗尿苔这个站在戏台边上的边缘人,文革这出戏开场了。支书成了走资派,村民分成了榔头队与红大刀队,邻居亲眷互相红了眼,杀得个你死我活。

       文革是台从城里摆演到乡村里来的大戏,村人们或者得领风气之先地振臂起呼,或者后知后觉地为自己选阵站队,但是有多少人理解了革命而革命?一个也没有。这场乡村里的文化大革命,先照搬了一套破四旧的规程,将土改后残存的一点旧文化的骨殖也敲碎扬灰了,但没有新的文化可以真正种在这块土地里。军帽,皮带,像章——造反派用这些符号来装点自己,但“造反”的目标呢?除了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于是造反派变成了派系之战,革命像疥疮一样传染,让每个人都烦躁不安,它还原为一种恶的本能,一种破坏欲,摧毁欲,这种破坏欲被完全释放出来后,达到了什么目的?也许达到了某种现实的政治目的,而神州千里,生灵涂炭,伦常毁弃。最后要收拾残局了,不管什么派,都是死刑犯。罪有应得么?罪有应得。冤枉么?冤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贾平凹写的文革,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既不是呼痛,也不算反思,起码不在“政治”自身的逻辑上反思。他写了文革,但更写在革命的大旗下蝼蚁一般的人的生活,写劳作,写吃食,写孝敬,写忤逆,写温和的人,写横暴的人,写偷盗,写通奸,写村子里的猪牛鸡狗,写风水树白皮松,写从州河里升起的雾气,写院墙上的一帘喇叭花。文革只是在乡村里上演的一出大戏,一出演成了真格的戏,而乡村与乡村中的人,才是贾平凹真正写的重心,当然,文革把一切都扭曲了又凸显了,它给乡村的这幅现实主义画卷,加上了真实而又荒诞的色彩。

       这本小说里的乡村,不是士大夫笔下的“田园”,山川风物固然美好,但大部分人是愚昧的、自私的、蛮横又怯懦的。而贾平凹花笔墨这样精工地去描写这些他们, “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他写他们身上的垢甲与疥疮,写贫困的生存环境与盲动的生命力。但是他这么地“现实主义”地写,《古炉》却并没有走上一条“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本书什么也不批判,甚至包括文革,他写出了这场浩劫中的伤和死,写得极其触目惊心,但是他没有去批判谁,批判谁呢?是古炉村的榔头队还是红大刀队,还是追本溯源地找上中央文革小组?《古炉》写到了历史、政治,但它的立足点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它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历史上与政治上的制高点去批判历史与政治。在面对历史时,他写出了一种物质与思想上都同样极度馈乏的状态,这让人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空虚而又恐惧的状态为某个“运动”的长驱直入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在面对政治时,作者带着点慈悲为怀的眼光看这政治中的你死我活,却跳出了这个游戏圈,去伦理中,去自然中,找自己更为根基深远的立足点。

          所以《古炉》中花了大篇幅写一个善人,写他给村人“说病”,后记中说这些理论来源于一本叫《王凤仪言行录》的书,善人是一个乡间智者,他的理论综合了儒家与佛教,劝人向善,善有善报,“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 而狗尿苔和蚕婆呢,这相依为命的一老一小,他们被政治社会踩到了最底层,但还是能活得干净、平和。蚕婆能招魂,能接生,还能剪花,让动物植物都从她的剪刀里活泼泼地长出来。——她是乡村的根基,是乡村最美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些,都被满蘸着记忆与情感写得那么真实,所以《古炉》读起来不止是惨烈的,痛苦的,它还是让人看到乡村依旧连接着自然的,最灵秀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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